白居易在忠州的清苦与勤政

陈仁德

白居易在忠州为官两年，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表达，就是清苦与勤政。

我们先从他离开江州赴任忠州说起。

白居易任江州司马三年，离任时可谓两袖清风。他来忠州时随身带了些什么东西呢？从白居易的诗里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在《喜山石榴花开，去年自庐山移来》这首诗里他写道：“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说明他离开庐山时将庐山的山石榴花（即杜鹃花）带到了忠州，诗题本身也说明了这点。在《朱藤杖紫骢吟》里他写道：“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日紫骢马。”说明他离开江州时随身带了一根朱藤杖。他的随身物品当然不止这些。但是，这两种物品非常鲜明地彰显了他风雅高洁的情操。推而论之，他也没有多少钱财，因为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

早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31岁的白居易在为他叔叔所作《许昌县令新厅壁记》中，就告诫自己“约已以清白，纳人以简直，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於民；以简直故，狱讼不得留於庭……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他是把自己的清白看得非常重要的。几年后白居易新婚，在大喜之日写给妻子的《赠内》诗中又特别表明了心迹：“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新婚蜜月不说山盟海誓那些话，却告诫妻子要共同坚守清白，可见清白在他心中的地位。

正是由于白居易一向以清白自励，才有了他近乎完美的廉洁形象。

这里要将江州和忠州做一番简单的比较。

唐代将州一级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上中下三类，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多少，据《唐会要卷七十》：“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白居易此前任职的江州为上州，新履职的忠州为下州。江州下辖浔阳、彭泽、都昌三县，共四万户以上，由于水运之利，已经成为水运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农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是中国的三大茶市之一，所以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就写到“前月浮梁卖茶去”。忠州下辖临江（今忠县）、丰都、南宾（今石柱）、垫江、桂溪（今垫江县高安一带）五县，两万户以下，每县平均不足四千户。府治所在地临江县人口可能稍多，估计全县也不过两三万人，除去农村，居住在县城里的人会更少，所以白居易到忠州的第一天就惊讶于“市井疏芜只抵村”——县城只相当于一个村庄。由于地处峡江，荒凉偏僻，较之江州经济落后很多。

我们将两州做出比较后就会发现，白居易离开江州后一路向西逆江而上，实际上是一步步走向荒凉贫困。这在他的诗里有多处提到：“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

白居易到忠州之初，心境是很凄凉的，他看到的是“畬田涩米不耕锄，旱地荒园少菜蔬。”想到的是“想念土风今若此，料看生计合何如。”这个样子，生计当然不会好到哪里去，更谈不上什么享受。但是，对于白居易来说，出任忠州刺史毕竟是他人生第一次担任地方政府的首席长官，“忽加诏命……宠授专城。”正好是施展才华的时候。所以在到达忠州的当天，他就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对宪宗皇帝宣誓：“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励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负刺慎身，履冰励节。”表明了他勤政廉洁的信念。他想到的是如何尽忠尽职，而不是其他。

白居易在忠州的生活非常清苦，他在给好友元稹去信时附诗描绘忠州的境况是：“衣缝纰颣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缝衣服用质量低劣的次品（纰颣）黄丝绢，下饭用腥咸的白小鱼。忠州在长江边，捕捞的小鱼用盐巴腌制以防腐烂，故曰腥咸，至今仍有此种吃法。天性达观的白居易，面对困境自我安慰——“饱暖饥寒何足道，此身长短是空虚。”

在非常清苦的生活状态下，他却建立了永远为后世称道的政绩。东坡种花，东涧种柳，“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做这些事时，他作为一州之长，绝不是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动手身体力行。“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刬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荷锄决渠，刬土壅本，引泉溉枯，持斧截树，埋干插枝，这些笨重的体力活，他样样都躬行。放到今天，别说州官，就是村官都很难做到。看上去他不像一个州官，更像一个普通州民；不像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更像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农。而恰恰是这些，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试想，他如果只知道谈重大意义讲宏伟蓝图作指示查进度，会青史留名吗？

《东坡种花》诗曰：“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估计人们很容易忽略第一句，他是拿钱去向老百姓购买，而不是摊派。至于钱从哪里来，无可考证。但当时的州府预算里是没有“买花树”这一项的，我们应有理由推测是白居易自己出钱购买。

与之相类的还有他的《郡中春宴因赠诸客》诗：“……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薰草席铺坐，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早春二月的一天，他在州府里宴请州民，与民同乐。他原本是看不起忠州人的，他曾经觉得“巴人类猿狖”，就像猴子一样；又觉得“吏人生梗都如鹿”，像鹿子一样。但是此时他已经融入忠州人这个群体了，到最后甚至觉得忠州“草树禽鱼尽有情”。这里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古今官员有几个宴请州民了？宴请是需要花钱的，还得从俸禄中拿钱出来。

白居易的《赠康叟》也很能说明问题：“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说的是严冬到来时，一个八十岁的自天宝年间就从陕西流落到忠州的康姓老人没有寒衣御冬，白居易给他赠衣。这里要注意的是“再三”二字，白居易已经是多次帮助这位老人了，而这都要从白居易的俸禄中拿出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

白居易离开忠州返京的路上，还在黄牛峡登高回望忠州：“……北归虽引领，南望亦回头。昔去悲殊俗，今来念旧游。别僧山北寺，抛竹水西楼。郡树花如雪，军厨酒似油。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回到京城还梦见忠州：“阁下灯前梦，巴南城里游。觅花来渡口，寻寺到山头。江色分明绿，猿声依旧愁。禁钟惊睡觉，唯不上东楼。”宫廷里的花开了，他又想起了他在忠州种下的花树：“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曾经让他感到十分凄凉的忠州，在他心里已是非常温馨。

忠州州民世世代代都没有忘记白居易。到了明代崇祯三年（1630），此时距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已800余年，知州马易从在白居易当年曾经吟诗开路的城西龙昌寺旁为他建造了一座祠堂，用来永远纪念他，这座祠堂就是今天闻名全国的白公祠。马易从在《创修白公祠记》里说：“（白居易）以大贤裁治理，犹之慈母之保子，良医之察脉，此一方之淋浴膏泽，可想而知也。盖公……所到之处，宜民善俗，又无不有以深入于人心，虽年代几更之后，犹以地得其人为光辉。好德之在人心，犹江河之在地也，谁能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