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意竟萧条 行歌非隐沦

郑欣淼

公元748年，杜甫第三次向曾为河南尹的尚书左丞韦济呈诗，请求其向朝廷推荐自己，这就是著名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陈述自己入仕无门、困居长安的境况，政治抱负不能施展，慨叹道：“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表示虽然困顿艰蹇，但仍且行且歌，决不是避世的隐士。这两句既是诗人此前蹭蹬失意、骑驴长安的写照，也是此后20余年飘泊岁月、歌吟人生的预示，似成“诗谶”。

杜甫留给我们的1400余首诗歌，记录了历史的风云，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人们也从这些篇什中认识了杜甫，看到他的诗歌的不朽价值，并且深刻地感受到贯穿其中的精神，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诚之心，就是对社会的责任与理想的履践。这种精神，也就是杜甫的人格精神，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成为杜甫精神遗产的重要方面。

所谓人格，指的是个体特有的特质及行为倾向的统一性，又称个性。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格”的概念，但“人品”一词却大体具有“人格”的某些含义，有时甚至被当作“人格”来使用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核心是儒家人格，原初的儒家人格理想，是以“内圣外王”、“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为主要内容组成的，统驭着千百年来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践履。当代人格学研究，有两种为大多数学者共同认可的参照系，一是社会生活，二是文化影响。理想人格的构成，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三种人格力量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且形成协调的互补共生的格局，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等文化人来说，审美力量的考察则显得更为重要和更具有现实意义。（参阅冯光廉等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第二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认识杜甫的人格精神，也是很有帮助的。

人格的形成，先天的气质禀赋为不可忽视的基础，后天的环境为决定的因素。杜甫人格精神的形成，与其家世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儒学影响、诗歌传统与个人幼年遭遇。

杜甫很为自己的家世所自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家声与令闻，时论以儒称”（《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他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对孔孟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身体力行，而对功名的渴望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也与其儒学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思想富于人文精神，对“人”特别重视，尤其是人格的完成与完美，而这又特别地集中于对“士君子”人格的认识上，《论语·述而》对此作了概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知识、道义与美的追求，人格完成、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是浑然一体的，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应该重视儒家思想在杜甫人格塑造中的积极作用。

杜甫在接受儒学教育的同时，又深受家庭诗歌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杜审言，其文才在当时享有盛名，少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晚年与沈佺期、宋之问唱和，对今体诗形成的确立多有贡献。杜甫对这位自己并未见过的祖父推崇备至，不无夸大地称其“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进雕赋表》）他把杜审言的诗学成就看成是家庭传统：“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又谆谆教导其子：“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又说：“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认为诗歌创作法则早在先秦的儒家就有了，他从小作诗写文章都是以儒家典籍为依据的。人们普遍认为，杜甫的诗艺与杜审言一脉相承。儒家精神影响着杜甫的人格，而终生不辍的诗歌创作又充分体现着这一人格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杜甫很小时候，母亲去世，由其二姑母抚养。二姑亦有一襁褓中的儿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同时患病，求问女巫，女巫说让孩子睡在厅堂前柱的东南方向比较好。二姑的孩子原就睡在那个地方，可是二姑却让杜甫睡在那里，把自己的孩子抱到别处睡。后来二姑孩子不幸夭折，杜甫活了下来。杜甫长大后知道了此事，也常向朋友诉说，宾朋无不感动，把二姑呼为“义姑”。“义姑”精神对杜甫一生影响颇大（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

杜甫的人格特点，大致可概括为“窃比稷与契”的使命意识、“白首甘契阔”的士君子之风、“穷年忧黎元”的仁者情怀与“素练风霜起”的审美理想。

其一，“窃比稷与契”的使命意识。

崇奉儒家思想的杜甫，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杜甫济国匡时政治抱负的集中反映，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即要辅助、引导皇帝成为尧、舜式的君主，政治清明，恢复淳朴的民风；因此，“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与契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贤臣，杜甫以稷契自许，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现实无情，他的仕途却十分艰难而且短暂。安史之乱发生，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被任命为左拾遗，虽只是一个从八品，他仍十分珍重，忠于职守，尽着作谏官的责任。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机”，上疏营救被罢相的房琯，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屡遭贬斥。入蜀后他又曾为严武的节度参谋，仅有6个月的幕府生涯。“致君尧舜”是杜甫一生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其晚年仍明确表示：“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他虽然自己仕途失意，但对朋友的升迁则由衷高兴，寄予厚望，给以勉励。元结任道州刺史，宁愿得罪朝廷，也不肯横征暴敛，压榨百姓，杜甫写诗表示极其钦佩，给予赞扬：“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严武被召回朝廷，他寄予很大期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在他去世前一年，住在潭州江边舟中，听到裴虬任道州刺史，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卿》）人们都知道杜甫的“忠君”，“葵藿向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杜甫的忠君思想与爱国、爱民的思想联系。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往往被看成国家的象征，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与爱国是一致的。杜甫的忠君，是希望君主施行仁政，像古代尧舜那样的明君一样，以仁政治天下。

《新唐书·杜甫传》中批评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杜甫关心时局，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识。诸如提出推行德治仁政：“君臣重修德”（《伤春五首》其五）、“贤者贵为德”（《送韦沨上阆州录事参军》）、“圣哲体仁恕”（《壮游》）；主张轻徭薄赋：“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戌》）、“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奉赠蒋十二丈判官见赠》）等。这些都是施行仁政的一些政治原则。此外杜甫还提出许多关于当时朝政国事的意见，非常切实。至德二年（757年）春，叛将史思明等合兵围攻太原，企图夺取太原后长驱西进。杜甫作《塞芦子》诗，主张迅速扼守芦子关以阻叛军西犯，故诗题为《塞芦子》。此诗“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王嗣奭《杜臆》，转引自《杜诗详注》卷四引），直如一篇奏议文。广德元年（763年），杜甫作《有感五首》，其二对河北降将李怀仙仍被任命为诸镇节度使深表不安，希望收集诸镇以实关中。仇兆鳌评曰：“此最当时大计，唯此计不行，而后有吐蕃之陷京，怀思之犯阙，不胜纷纷多事矣。”当然，历史并未给杜甫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杜甫主要还是一位诗人。

杜甫始终持有“稷契”的大臣怀抱，希望有所作为，这也充分体现在他对当代及历史上贤臣名相的推崇。安史之乱后，唐官军恢复东西两京，杜甫称赞肃宗的太子李俶（即后来的代宗）及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整顿乾坤的将相：“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洗兵马》）在《八哀诗》中，怀念王思礼、李光弼、严武、王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等名臣贤相。对于历史上“稷契”式人物，杜甫特别推崇诸葛亮，歌颂他“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伟大功绩，称赞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拟之为辅汤的伊尹、兴周的吕尚和开创汉代基业的萧何、曹参，并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充满同情和惋惜。这其实也是杜甫“稷契”怀抱的寄托。

其二，“白首甘契阔”的士君子之风。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朱熹集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以天下为己任的杜甫，始终坚持“志于道”，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坚忍不拔的笃行精神，“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仅甘于契阔，不怕劳苦，甚至“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献身精神。

杜甫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命运，虽然有过种种不幸和委曲，有过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但没有沉沦，也没有做遁世的隐者：“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的可贵之处，在于超越了儒家的传统信条，即不管是否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不管是否在位，都要谋政、议政。可以说，虽转死沟壑，仍心存国家，心存魏阙。《旧唐书》载：永泰元年（765年）十月，郭子仪与回纥定约，共击退吐蕃，时仆固名臣及党项帅皆来降。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命杨济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领论泣陵来朝。这时，流寓在夔州的杜甫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即写了《近闻》一诗：“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云高。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仇兆鳌《杜诗详注》评论道：“此事，记吐蕃之修好也。渭水、陇山，内地清静。崆峒、五原，边外宴宁。北庭使至吐蕃通和也。”尾联又真诚希望恢复双方亲戚旧谊，常相和好。这一年，杜甫已55岁，四年后逝世。他漂泊巴蜀一带，生计艰难，身体又不好，此前他刚写了一首题为《老病》的诗：“老病巫山里，稽留楚客中。”但他仍然想的是国家安危，盼望着消弭战争，各民族和平共处。就在他的绝笔诗里还提出“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寄呈湖南亲友》）他仔细打听消息，观察形势，做着分析判断，一直做着返回长安的准备。

杜甫一生坎坷，辗转漂泊，体弱多病，又时刻保持着不衰的政治热情，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患病情况，对他的执着和坚韧当会更加敬佩。杜甫年轻时身体很好，但后来疾病增多，且又是大病、重病。在长安期间，他“常有肺气之疾”（杜甫《进封西岳赋表》），就是肺病，肺结核。天宝十三载（754年）秋天，他得了疟疾，病情严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在秦州期间，疟疾复发，难以忍受时，按当地人做法，穿上女人的彩衣，在脸上涂些脂粉，藏在偏僻角落，以躲避疟鬼的纠缠，这让他感到羞愧不堪：“徒然潜隙地，有腼屡鲜妆。”（《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三十韵》）杜甫还患有头风病，“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龙门阁》）在成都草堂时常为肺病所扰，还患有下肢麻痹，“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又有糖尿病，“消中只自惜，晚起索谁亲？”（《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他在草堂开辟了一块药圃，种植了不少药材。在夔州期间，新增耳聋，“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聋”（《独坐二首》其二）。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三年，漂泊在荆湘的杜甫，又添了半身不遂的病，“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其二）他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寄呈湖南亲友》，就是在半身不遂的病苦中卧在船上写成的。

“士志于道”的信念，使杜甫敢于面对现实，也对未来未曾失望。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相信官军一定会胜利。他警告入侵者：“北极朝廷终不改，西方寇盗莫相侵”（《登楼》），要他们不要猖獗侵扰，无端生事。大历三年（769年），商州兵马使刘洽反，幽州兵马使朱希彩反；四年，广州人冯崇道、桂州人朱济时反，又是年吐蕃入寇，河北又各拥兵。（《杜诗详注》仇兆鳌注）在这“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的年代，58岁的杜甫仍然盼望着天下会太平，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景：“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停止战争，恢复生产，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杜甫的“乌托邦”，我们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杜甫对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追求。

其三，“穷年忧黎元”的仁者情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准确内涵是“爱人”。孔孟将对人的关爱看做人的本质与目的。仁的实现，是自我的实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说，仁离得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杜甫有着广溥的仁爱之心，是一个伟大的仁者。杜甫的仁爱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天下苍生的关注与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社会的动荡，仕途的失意，使杜甫在颠沛流离之中广泛接触到下层民众生活，有了深切的感受，倾注着深沉的感情，从而在《哀江头》、《悲陈陶》、《塞芦子》、《洗兵马》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中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期间社会的动乱以及民间的痛苦和不幸，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诗史”的意义。杜甫的仁爱情怀，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对民生疾苦，不是简单地纯然客观地实录，或仅作寒苦之声、穷厄之叹，而是进行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看法，即在冷静的写实中抒发议论，有些议论还是相当深刻的，这就使其诗歌有了思想深度。安史之乱破坏了人民的家园与和平安宁的生活，使人民饱受饥寒交迫之苦。杜甫的“三吏”、“三别”即是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篇。但我们在读“三吏”、“三别”时，却感到其中反映着诗人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既是反战，也是主战：一方面，对百姓所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同情，另一方面为了国家安危又鼓励劝勉他们奔赴前线：“勿为新婚别，努力事戎行”（《新婚别》）、“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因为在这些诗中也反映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黄家舒说：“均一兵车行役之泪，而太平黩武，则志在安边；神京陆沉，则义严讨贼。”（《杜诗注解》序）从战争的性质指出杜甫由反战到主战同样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有见地的。（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册，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二是推己及人。杜甫自许稷契。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心怀，是“仁者爱人”的具体反映，这在杜甫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他困居长安时，秋雨连绵，却想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秋雨叹三首》其二）；他在荒凉艰险的蜀道上苦苦挣扎时，想到的是“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他在自己“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仍“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自己茅屋被风雨摧毁的处境中，还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崇高精神和博大胸襟，每次读来，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种仁爱情怀的扩展，就是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感情。杜甫写过许多有关树木的诗歌，赞美古柏新松，对受伤害的树木则表示伤悼惋惜。翻开杜诗目录，他曾一口气接连写了《病柏》、《病桔》、《枯椶》、《枯柟》四首诗。成都草堂前有一棵相传二百年的楠树，枝叶繁茂，有德于人，突然被风吹倒，连根拔起，“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面对如此惨景，诗人慨叹：“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桔树有病，“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但仍然要向皇帝贡献土产，作者却担心“汝病是天意，吾恐罪有司。”（《病桔》）

三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对统治者的讽刺、抨击。杜甫以仁爱之心关注民生疾苦，洞察社会现实，必然会对统治阶级剥削、压榨、欺凌百姓的行为进行抨击，对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政策进行批判。当然他不可能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他的批判抨击也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在当时条件下的积极意义。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在《丽人行》中，诗人就杨氏姐妹游曲江写其场面、势焰，不着一讽刺语，而意在言外，句句皆含讽刺之意。天宝以来，唐王朝不断进行所谓“开边”，经常发生战争，给人民造成很大的苦难。杜甫在《兵车行》中写道：“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同时尖锐地指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矛头直指皇帝。安史之乱前，他看到统治者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另一方面则骄奢淫逸，挥霍享乐，“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因此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提出要严惩贪官污吏，“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 先应去蟊贼。”（《送韦沨上阆州录事参军》）

其四，“素练风霜起”的审美理想。

杜甫对于美有着敏锐的感觉，这既是他的重要的先天素质之一，也与他从小所受到的影响不无关系。开元五载（717年），年仅6岁的杜甫曾在郾城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蹈。公孙氏是唐玄宗时内廷歌舞机构的一位优秀舞蹈家，擅长“健舞”（即武舞），舞时着军服，持剑。这给尚为童稚的杜甫留下了永未磨灭的印象。五十年后，年迈的杜甫在夔州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表演《剑器》舞，当年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情形又历历在目：“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公孙大娘矫健的舞姿，使杜甫充分享受到美的愉悦，对他一生的审美追求也无疑产生了影响。

杜甫审美理想的总体特征是雄美，就是雄健、雄壮、雄伟、雄阔等，体现一种胸襟开阔、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阳刚之美，这无疑与他的政治抱负及笃行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写过许多咏鹰和马的诗，都突出了它们的雄健威武之美。他写一幅画中的鹰，“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画鹰》），画中的鹰神态威猛，使人产生一种风霜忽起的肃杀之感。他赞扬房兵曹的胡马体格非凡，“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房兵曹胡马》）他赞扬天子之马，“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天育骠骑歌》）杜甫对于具有雄劲气势的松柏等也多有吟颂。写老松，“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写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读后令人不禁神旺。杜甫又有大量的山水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等，都显示着他对于雄美的追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后出塞五首》其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等，这种审美感受充分体现着诗人的心境与胸襟。雄美固然是杜甫的主体审美特征，但我们还应重视其审美风格的多样性，这与主体风格是互补的，而且在那些柔美风格的作品里，我们同样会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刚健之风。

这种雄健的审美意识，也自然反映在他的艺术观上。对于绘画艺术，他重视气韵的生动，精神的刚健。韩干是唐代名画家，尤长于画马，马以矫健为上，但他画马多肉，不见骨相，将军曹霸却能画出马的风神。杜甫称许曹霸而对韩干不以为然：“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伤。将军善画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丹青引 赠曹将军霸》）。对于书法艺术，他主张“瘦硬”，“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在诗歌艺术上，他推崇庾信的“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他不满当时一般文士才力薄弱，赶不上庾信和初唐四杰，类似描摹“翡翠兰苕上”的纤丽之作间或有之，而咏“掣鲸”“碧海”的雄伟诗文就看不到了：“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其四）。这说明杜甫推崇的是“掣鲸碧海”的雄浑、雄伟的美学风格。这种审美追求，也使杜甫的创作有了鲜明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沉郁顿拙”。这四个字是杜甫在给唐玄宗的《进雕赋表》中对自己诗文特点的概括。杜诗内容上博大深厚，沉雄郁勃，形式上波澜老成，雄浑顿挫，语言上凝练雄奇、含蓄蕴藉，从而形成了千汇万状、浑涵汪茫、元气淋漓的美学风格。杜甫善于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无限的境界，将严格的法度和开张的气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抑扬顿挫的旋律中感受到“风骨”的力量。他的作品雄浑、深沉，虽然苍凉，但并不凄惨，仍然使人们领略到一种从容不迫的雄阔气概；尽管悲怆，却毫不绝望，仍然使人们生发出对社会对未来的向往之情。

总的来说，杜甫的人格范型，是个体的天赋气质、持久不懈的努力并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综合作用的结晶，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楷模。他的各项人格力量，都得到了突出且均衡的发展。比较而言，他的“穷年忧黎元”的仁者情怀，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和系念天下苍生，更是凝聚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杜甫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既是对他诗歌成就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他伟大的人格精神的最高褒扬。杜甫以其雄厚多姿的艺术文本与丰富的人格践履，以其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的相统一，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耸立起一座人格的丰碑，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星空中闪烁着永远不灭的光辉。